京海策略
我们必须高度关注FDI的状态，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、增长的外部环境，在增长中逐步解决中国目前急需改革的问题，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分蛋糕的零和博弈，让社会备受煎熬。
作者｜聂日明
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
最近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，2023年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负债方（即外来直接投资，FDI）净流出118亿美元。据媒体报道这是有数据以来（1998年开始公布单季度数据）首次出现负值。
图 | 外商直接投资（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负债方）
数据来源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“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时间序列(BPM6)”（季度），单位：亿美元。
社会各界高度关注FDI的数据，过往三十年，FDI不仅在实际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也是中国保持开放、对外资富有吸引力的象征。因此，FDI净流出的数据在相关人群引起了很多讨论。
11月15日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王春英就2023年10月份外汇收支形势表示，资本项目交易中，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延续净流入格局，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平稳；外资继9月净增持境内债券后，10月投资规模进一步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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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DI转负主要因为外商利润汇出
中国有两个部门公布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：国家外管局和商务部，但两者口径不同。商务部公布的实际利用外资是“绿地投资”京海策略，也称创建投资，即外商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或开展一个全新的项目。这类投资可以给东道国带来很多贡献，比如新的技术、新的就业、新的市场等。
除了绿地投资以外，外商的直接投资还包括利润再投资，也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利润不汇出境外，而是留在境内进行再投资。这个数据不在商务部的实际利用外资口径，而外管局的外商直接投资（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负债方）中包括了该项目，但外管局并没有区分两者。
从数据上看，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在过去十五年，是稳步有升，虽然在过去的几个季度波动有点大，但下限并没有跌出300亿美元/季，所以从绿地投资的规模变动上，很难看出FDI流出的迹象。
图 | 实际利用外资与FDI利润再投资情况
数据来源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“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时间序列(BPM6)”（季度）、商务部公布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，单位：亿美元。FDI利润再投资=外商直接投资（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负债方）-实际利用外资，负值为利润净汇出。
商务部和外管局的FDI数据差别如此之大，主要在于FDI利润再投资。如上图所示，最近十五年的大多数时间的FDI利润再投资总体为正，只有2009和2017年等偶然的一个季度有负值。2018年以后FDI利润再投资的波动性变大，在贸易战时期，利润再投资规模下降，接近0，在疫情的2020-2021年期间由于世界产能受限，中国出口旺盛，再投资的规模又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。
最近的转折点是2022年第二季度，此后的6个季度，FDI利润净汇出的态势一直未变，共计净汇出了近1700亿美元，其中2023年以来的3个季度，每季净汇出高达400亿美元，这个规模是史无前例的，FDI利润净汇出与实际利用外资对冲，使得外管局的统计数据中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FDI总额首次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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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DI在出口和技术扩散中角色举足轻重
时至今日，中国经济体量庞大，一年两三千亿美元的FDI只占了中国GDP的2%不到，看起来对中国经济增长全局影响甚微，有一些人甚至会认为就算每年FDI持续流出（利润净汇出或退出市场），也用不着大惊小怪，这不仅让外资不再赚中国人的钱，还有利于国产品牌的发展。
深入分析京海策略，结论并非如此。
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，举世瞩目，2021年中国出口贸易额更是达到了全球的15.3%，对比之下，美国出口仅占全球的8%。尽管近几年国内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角色越来越突显，但谁都无法否认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大盘的稳定作用，如果没有外需，中国庞大的产能是国内消费无法消化的。
外资在华设立企业的目的无非有二：第一，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在劳动力和环保的成本优势，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向全球销售，第二，更好的本地化生产，面向中国国内市场销售。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，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尚未启动，外资产品价格相对较高，因为当时的外资设厂目的主要是出口。
如下图所示，中国庞大的进出口的背后，外商投资企业长期承担了主要角色。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，外资企业的进、出口更是占到了55%以上。
图 | 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比重
数据来源：中国统计年鉴，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（http://data.mofcom.gov.cn）。
全球金融危机以后，中国出口规模进一步放量增长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全国比重一路下滑，在疫情期间进一步下滑，下滑至目前的30%左右。而国企在15%左右，民企占到了50%左右，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。
外资在出口上的份额降低，看起来外资在出口中的作用在降低，实则不然。
第一，外资在出口份额中的下降，显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上升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但民营企业竞争力的上升与外资企业呈现互补性，也就是民营企业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、附加值较低的品类上率先突破，这在服装等品类上非常明显，如最近几年的网红公司Shein、Temu。而外企或主动或被迫的放弃了这些品类，但外企在高技术出口品类上依然极具优势。
复旦大学陈钊教授的一项关于中国如何走向科技前沿的研究中，研究卡脖子技术（即美日德韩出口额排名比较靠前、产品比较复杂，科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口），在进出口的相关数据库识别进出口与卡脖子技术相关产品，结果发现：无论进口还是出口与卡脖子技术相关产品，更多是外资企业在做，在中国进口“卡脖子”主要是外资企业，出口“卡脖子”也主要是外资企业。而内资企业则相对比较少，其中国有企业更少。中国的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还不是那么接近国际前沿，即便在出口“卡脖子”产品，也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在出口。
第二，外资企业在华设立企业，尤其是出口到欧美日等发达市场的产品为主的企业，例如苹果手机、药品、电动车等，这些企业在华运营企业的过程，会招聘大量的本地员工（这是必然的，因为利用劳动力成本是设企的初衷之一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管理经验、技术规范等就会以人力资本的形式沉淀在中国，成为中国制造的基础。
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直接从FDI中受益，FDI培养的员工积累的经验，直接可以帮助本土企业迅速的成长，这种现象在医药、手机产业链等中国出口的优势行业中十分明显。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在初创时，往往向美元基金融资，用2倍甚至更多的年薪从外资药企挖人，挖的人不仅仅是研发岗位，还包括HR等职能部门，这是过往两年中国创新药研发的基本套路。
外资药企的薪资水平并不低，往往在行业的75分位以上，即使如此，一些外资药企的人员流失率仍然高达20%，可见其面临的挖人压力。
此外，FDI建立的企业，也会重塑中国的相关产业链，进而直接或间接惠及中国整个产业链。例如苹果手机产业链，在苹果之前，中国手机产业链虽然发达（如山寨机和ODM），但在产业链的位置并不高，主要是赚个辛苦钱。但苹果将手机生产制造转移至中国以后，中国手机产业链迸发了全新的增长。
一方面，苹果打造的产业链，品质与此前本土企业的供应商有较大差异，这让本土企业从中受益，例如罗永浩做手机时，会直接采用富士康做组装，并以此为卖点之一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产业链的完善，中国本土供应链不断的进步，中国原本仅承担低技术、低附加值的组装等职能，随后中国本土供应商不断的进入苹果供应链，实现了国产替代，这些供应商能适应苹果，品质自是过关，这些也让国内手机企业受益。
技术溢出等特性，也是FDI最核心的特征，这使得FDI的受欢迎程度远远高于证券等金融市场的外资。FDI不仅会带来技术，创造就业，塑造本土劳动力与产业链，投资周期还长，不会瞬间流入流出，不会冲击一国的外汇市场与资本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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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庞大的产能需要通过FDI出口消化
最后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，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国家，固然是有中国自身的特质，比如中国人勤劳、劳动力资源丰富，但最核心的还是赶上了1980年代的这一波全球化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，建立市场经济、加入WTO，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中，通过出口满足全球需求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需求。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为中国带来了巨量的就业机会、税收和进一步的资本流入，解决了中国劳动力的农转非和城市化的就业问题，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是高质量的、可持续的。
人口与经济的集聚的结果是城市里就业机会多，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人口的主要承载地，地价高又带动了城市以土地为融资工具，开启了基建大投资，成就了所谓的中国基建狂魔。
更进一步，有人认为，中国今天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，所以没有FDI，也不会退回到1980年代的状态。但我们必须看到，这种说法，一定程度上虽然成立，但代价也是当前社会各界难以承受的。第一，没有外部边际增量，经济会迅速内卷，就业市场会出现自上而下的挤压，比如清华北大的名校生去抢基层的行政岗位，让各类高校的学生都感受到莫大的就业压力。
第二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还没有富裕，以内需为主的内循环经济尚未建立起来，庞大的产能是中国自己无法消化的，如果FDI不增量甚至还要资本外流，那么中国的内循环将会遭受巨大的冲击，可能很难保持现在的状态，会出现中产阶级下流化等退步的现象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必须高度关注FDI的状态，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、增长的外部环境，在增长中逐步解决中国目前急需改革的问题，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分蛋糕的零和博弈，让社会备受煎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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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｜刘军京海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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